此印乃我国“甲骨文之父”王懿荣先生旧藏。
　　2007年11月初，我赴京新闻大厦酒店参加中国嘉德古玺印拍卖专场会，郑州老友周君如约而至，中午一起用餐时他出示几方官印交流，其中有此“执法护共（供）印”。看到此印的当时即想起早些年我学习篆刻，曾见罗福颐先生编著的《故宫博物院藏古玺印选》，书中也收录有一方新莽官印“执法直二十二”，因临摹过此印，尤其是对印文中“二十二”三字的简写与章法留有深刻印象。这次见到周君这方官印同是新莽，文字上也有联系，而且传世皮壳熟旧，品相好，遂将其收下。回天津后经对此印的深入调查，才知道它的背后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。

　　“执法护共（供）印”。图1为实物照片，图2为泥蜕。印面纵、横2.4厘米、通高2.4厘米。正方形印面，龟纽,质料青铜。印文五字作三行竖式排列，印文中唯“印”字竖长，独占三分之一印面。印文中“执法”系新莽时期所设官职，意为执行法令。汉王莽时改“御史”为“执法”。见汉书《王莽传》：后赵石勒称王，厘定官制，以张宾为大执法，总朝政；别置宫门小执法，掌柬议。印文中“护共”，“共”作“供”，即供养。护供，是保护朝廷供养之义。此印龟背高高隆起，印台较矮。印文中“印”字独占一竖行等特征，加之以上相关资料考证，此印为新莽时期官印无疑。
　　此印最大特点是皮壳熟旧，印体表面因岁月久远形成的老皮煞是可爱，综合判断，说明此印出土或传世时间较长，显然曾有多人经手。每每观赏这方印总是让人浮想联翩，民间收藏，以手手相递，不知它的背后有多少故事……收藏嘛，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，总是想搞清楚与它相关的方方面面。一天我在网络上搜寻“执法护共印”，屏幕上偶然看到有王懿荣、《天壤阁杂记》相关介绍。我知道王懿荣是清代收藏大家，古玺印等藏品殷实，曾撰写《天壤阁杂记》，其后我在济南一旧书店里有幸买到《韵石斋笔谈·天壤阁杂记》旧书，就在此书的第七页见到记述这样一行文字：“然天下之地，青齐一带河陕至汉中一路，皆古董坑也。余过辄流连不忍去……得封泥载国大行印文一，可补汉志及各家收藏之缺，得执法护共印五字一，皆旧谱所无，余不数。”读至此我恍然大悟，原来此印传世已有百年，并曾经过王懿荣前辈之手啊，这太不可思议了……在《天壤阁杂记》封底印有：民国二十六年（1937）六月初版，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。发行人：上海河南路王云五。
　　《天壤阁杂记》记述了王懿荣先生当年的那次出游，以及所得“执法护共印”，现将相关文字整理如下。
　　光绪七年（1881），王懿荣去四川省亲。其父王祖源时任成都知府，而此时王懿荣刚考中进士，授翰林院庶吉士，按例在就职前可请假省亲。王懿荣借此机会，多方搜求古物，结交社会贤达。省亲路线自烟台出发，由山东入北京，穿河北，过山西，途河南，经陕西，至四川。行程数千公里，接触了诸多文人雅士与古董商人，同时收集到“执法护共（供）印”、古钱币及相关文物数品。
　　王懿荣，清代著名金石学家（1845—1900），字正儒，号廉生、莲生，山东福山（今属烟台市）人。清光绪六年（1880）进士，光绪二十年（1894）署国子监祭酒，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）八国联军入侵北京，他受命于危难之时，任京师团练大臣，负责保卫京城。7月20日，侵略军攻入东便门，他率团练奋勇抵抗，寡难敌众，不愿为亡国奴，遂书绝命词：“主忧臣辱，主辱臣死。于止知其所止，此为近之。”遂偕继室谢夫人、长媳张夫人，从容投井殉国，时年55岁。他是清代著名爱国志士、学者，曾以首先发现甲骨文而被尊称为“甲骨文之父”。其涉猎的藏品范围有碑刻、造像、青铜器、玺印、货泉、瓦当、书画、古版书籍等。在世时其居所位于北京东城区王府井北面的锡拉胡同11号。1989年10月，山东省文物局、烟台市政府为了纪念他，出资筹建了“王懿荣纪念馆”，位于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。王懿荣在其55年生涯中，为探索、研究、考察、收藏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做出了不懈的努力，一位爱国志士与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造就了这方古印的传奇与非凡。
　　“执法护共（供）印”的发现，为新莽时期官制的研究又添列了新的史学资料与实物。百余年后的今天，王懿荣先生旧藏浮现于世，引发我们对他深深的敬仰与无限缅怀。一方古印，一段历史，又发现一个真实感人的故事……这也许就是收藏魅力之所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