蔡美彪，历史学家，浙江杭州人，1928年出生，194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。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生院。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室主任、研究员，中国史学会第二、三届理事，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，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长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。长期从事宋辽金元史的研究。曾主持《中国通史》等五至十册的编写工作。著有《元代白话碑集录》，与罗常培合编《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》。

因为本人爱好收藏古代玺印，九十年代中期在一个资料中看到蔡美彪先生解读过的一方辽代“火日金”图形印（本人藏有同类实物印），为此我产生了不同看法。以下为实物印与其相关照片。


 

 

 
左印面图形上方有楷体”火日”，（“火”在上“日”在下），鸡图形中有”金”字。
 
符牌两侧凿刻有契丹文字，其中右行首字即为“火日”一字。
 
 

观察箭头指示字“火日”（“火”在上“日”在下）。


 
印文左上角一字为“火日”，作叠篆体，（“火”在上“日”在下）。
以上以实物图片及资料观察，我认为印文中“火日”（“火”在上“日”在下）两字应该是一个标准的契丹字，在我收藏的契丹文符牌中也有此字（见上图）。另外，这个字也常以”叠篆”出现在契丹文官印中，位置在倒数第二字，因此有人认为这个字对读的是汉字是“之”字。
 
据本人了解在赤峰巴林左旗博物馆，保存的辽上京出土的契丹文墓志铭中既有“火日”这个字，同时也有“金”字出现，而且“金”字是契丹文中直接借用汉字原字形使用的。
 
由此，我推断此押印文字应该属于契丹文字印。随后，我大胆地给蔡先生写了一封信，阐明了个人观点，与蔡先生商榷。
 
1999年春节过后，我收到了蔡先生的回复，蔡先生解释说：“寄来旧釋火日金押印本，火日两字连读，与契丹、女真字均极相似，但不尽同。古人称太阳为火日，又金鸡喻太阳，押作鸡形，内书金字，似难否定旧釋，不知有它证可资参据否？”……
 
看到回信后，觉得自己对“契丹字”的判断是有充分的依据，当时只是出于字形结构上的吻合，只知其一点，而不知其全面。其后我又查阅到“火日”与“太阳”的相关论证。
 
而且于此特别指出古代契丹族有崇拜太阳的习俗，自古就传有”太阳契丹”之说。契丹族以“车马为家”，“贵日，每月朔日，东向拜日”。契丹人以东为尊，大会聚、议国事，皆以东向为尊，门屋亦朝东，对太阳十分尊崇，期望王朝蒸蒸日上，如日中天，故此被称之为“太阳契丹”。
 
此实物印文字、图形与含义印证了史载，证实了契丹人这种信念。这些都说明蔡先生的旧釋是正确的。同时也印证了在辽代，汉文字与契丹字是同期使用。
 
而使我深受感动的是，他老人家除夕日亲笔写回信，没有摆专家架子，也没有因为一个毛头小子的一知半解而不予理睬……  
以上是找到当年蔡先生写给我的三封来信（1997～2004年）

 
此信为“火日金”押印的回复，信中末尾署名：“美彪 1998年除夕”



 
 
以上是1997年～2004年间找到的蔡先生三封来信，第一封信是关于辽代“火日金”印的回复，第二封信是关于中古时期相关的“符牌”问题，三封信是关于《元宁远务官防课税條印音译》，是蔡先生早年发表的元代汉字、八思巴字條印的考证文章（复印件）。
《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》，这本工具书是2004年由蔡先生整理旧稿并再次出版。他老知道我对八思巴字研究感兴趣，特意寄赠于我。
 
翻开新书看到首页有：“家潭先生指正 美彪呈”字样，蔡先生很客气，我怎么能和他老相提并论呢？蔡先生平易近人，没有因为我的无知而泠寞一个后辈晚学的年轻人。
 
   
蔡先生早年文稿，《关于蒙古字韵》收录在此书中，末尾有“1951年秋写于北京”，可见解放初期，蔡先生既已研究元代八思巴字，并有专文发表了。
 
   
 
《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》书中收录了罗常培先辈文章，使我知道了他是国内一位早期研究八思巴字学者，解放初期因心脏病而去世。五十余年后，这本书再版并补充了新资料，蔡先生完成了罗先生生前的一个遗愿。后记中，蔡先生满满的对罗常培先生的敬仰与追忆，很感人。    
当年因为有了蔡先生的回信地址，那年，我居然冒昧的来北京登门拜访。
 
王府井大街很熟悉，六十年代末我常乘火车往来于天津到内蒙古之间，在北京中转时经常去王府井，距离北京站也不远。来到王府井大街，在左手边的第一个胡同即是“东厂胡同”，胡同口就看到挂着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”的牌子，进了院门看见几株高大的梧桐树，左手边是一排旧平房。我与传达室打过招呼后来到他老办公室，一门一窗，进门看到窗前有一张办公桌，侧面及后墙是满满的书架，蔡先生就坐在桌前接待了我。
 
进门我简单自我介绍，蔡先生身体偏胖，个子高，说话时满脸的笑容。谈话间他老问我你从天津来，他说我也是天津人，早年在天津铃铛镐中学上学，后又在南开大学学习，咱们算老乡，说完哈哈一笑，没有一点架子。因为家父1947年到南开大学物理系任教，有了这层关系，我们之间的谈话显得很自然。
 
我看到蔡先生的桌上堆放厚厚的书稿，看得出 蔡先生工作忙，又是第一次拜访，少许我便起身告辞了。那次拜访留下了深刻印象。我还带去了收藏的八思巴字押印求教，每方印蔡先生都看的仔细，告诉我八思巴字印的相关解读方法，同时鼓励我要藏研结合，将收藏坚持下去。
 
这次拜访，没有想到这位学著等身的专家如此谦和，奖掖后学。没想到他老办公室如此捡漏。窗前一张桌子，一把椅子，因为是老房子，进门感觉房间有些潮湿，扑面嗅到都是陈年旧书味，给我感觉真是人书俱老，那年蔡先生已是七十岁的老人了。  
蔡美彪先生的二三事：

治史天才
早在1947年，蔡美彪用文言写出第一篇学术论文《辽史王鼎篆正误》，次年寄给当时颇有名望的学术刊物《学原》，主编徐复观当即回信表示准予采用，并足额付给稿费。然而文章未及发表，天津就解放了，上海商务印书馆南迁至香港，发表计划似乎不了了之。蔡美彪再接再厉，大学三、四年级时在《大公报》、《议事报》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多篇。几年后，蔡美彪根据《辽史王鼎篆正误》底稿用白话重新修改，于1952年发表在罗常培先生主编的学术刊物《国学季刊》上。
 
勤奋学习
天才的背后却是过人的勤奋。年轻时，蔡美彪借得图书馆的书来做校对和抄写，每每直至深夜。现在展卷，还能看到当年写下的“夜二时半校毕”等字样。
 
学术成果
1953年起，蔡先生协助史学大家范文澜编写《中国通史》前四卷。范老逝世后，他担负起这项未竟事业，主持编写了第五至第十卷，后又合作完成第十一、十二卷。洋洋洒洒十二卷，气势恢弘，风骨朗朗，万千雍容。他兀兀穷年，在历史的幽暗深处，寻找着蒙尘的美和故事。
关于八思巴字
蒙元史及其文字研究是蔡美彪的专长。他强调，研究八思巴字，仅凭对现代蒙语的熟悉是远远不够的，还需要关于元代的金石历史知识。即使具备了上述条件，为证得一字，有时也要付出很大心血。
 
助学金
2015年2月1日，87岁历史学家蔡美彪为母校南开大学捐款100万元，以其妻子名义设立“南开大学胡文彦助学金”，今后该助学金将用于资助南开大学家境贫寒、学习刻苦、成绩优良的女生。
 
回忆起当年拜访蔡先生时的情景如在眼前，使我学习到很多知识。我曾将出版的作品集、藏品集，还有涂鸦的拙作寄赠给先生……蔡先生长我十九岁，与先生可谓忘年交。今撰此文祝愿他老幸福长寿。